长安万的年之六十一:奔者不禁,西周的婚姻制度!

《周礼•地官•媒氏》记载：“仲春之月，令会男女。于是时也，奔者不禁。”意思是，在农历的三月份，天地回春之时，也是男女春情萌发之际，这个时候，出现男女私会，是符合天地自然之规律的，是被允许的，不会遭到禁止，这是周人仲春男女相会之礼，被写入《周礼》，相到于现在的《宪法》。

仲春之月，是春播之后的农闲之时，也是万物生发之时，当然包括人类的繁衍。当此佳期，男女或自由恋爱，或媒妁之约，只要是选择了自己的心上人，就可以放下一切约束，进行亲密接触。世间一切的存在状态中，生命是其中最重要、最珍贵的存在形式。西周社会建立有规范的婚姻制度，重点是保证周王室及贵族的繁衍，体现优胜劣汰；另一方面也兼顾了普通平民的延续，确保足够的劳力。

西周时期，除了自由开放的恋爱风气之外，也出现了专门管理婚姻事务的官职，即“媒氏”。这有点象今天的民政局婚姻登记处。媒氏“掌万民之判”，判合恋爱男女的婚姻匹配，因而在婚姻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。《诗经•豳（bīn）风•伐柯》中就有“取妻如何？匪媒不得”的诗句，说的便是“媒妁之言”，或者媒氏的判合。这种状况很象今天社会上的男女，既有自由恋爱，又有明媒正娶。

“自由恋爱”的男女，要进入婚姻关系层面，家庭的“父母之命”同样重要，男女双方一般不可违抗。《诗经•郑风•将仲子》就表现了一个对仲子执著爱恋的女子，在家庭反对和社会舆论压力下，有情人不能相会的痛苦。她劝仲子说：“不要为约会贸然翻墙，我的父母、兄弟会骂你，邻居会说你，和你一样，我也想念你。”

这种“自由恋爱”“媒氏之判”“父母之命”综合作用下的婚姻状态，反映的是“周礼”约束下的正统的婚姻生活，它所重视的是对家族利益的维护和对家长权力的服从。当然，也有坚持“自由恋爱”至上的人，可以带着心爱的人远走天涯海角，这种人在社会生活中不可能是主流，但绝对引领潮流，违“礼制”但不违“本性”，是西周时期社会形态的靓丽风景线！

当时婚礼，称为“昏礼”，一般在晚上举行，直接可送新人入洞房。关于昏礼，有这样的定位，即“昏礼者，将合二姓之好，上以事宗庙，下以继后世，故君子重之。”这是说，婚姻的本质，是把两个家族的优秀部分结合起来，生子嗣以祭祀祖宗，延续后代，承担着重要的家族和社会使命，而不仅仅是男女之间的浓情蜜意。

西周社会正统的婚姻制度非常重视程序。古代男子娶妻，通常必须要经过“六礼”：纳采，问名、纳吉、请期、纳征、亲迎，必须严格按照礼数进行。纳采指男家请媒人去女家提亲，女家答应议婚后，男家备礼前去求婚。问名指男家请媒人问女方的名字和出生年月日。纳吉指男家卜得吉兆之后，备礼通知女家，决定缔结婚姻。纳征指男家向女家送聘礼，又叫纳币。请期指男家选定婚期，备礼告诉女家，求其同意。亲迎指新郎亲自去女家迎娶。

完成上述程序之后，夫妇关系仍然没有完全确定下来。成婚的第二天新娘要依礼拜见公婆，三个月后还要举行隆重的拜见祖先宗庙之礼，只有这样才算“成妇”，新娘才能正式成为丈夫家中的一员。自“纳采”之礼开始至“成妇”之礼而止，几乎全部的活动都离不开祖先宗庙，夫妇从缔结婚姻关系的那一天开始，在伦理上即归入“上事宗庙，下继后世”的正统规定之中。

西周时期，“一夫一妻”制在贵族统治阶级中得到了确立。按照周礼，天子有“六宫、三夫人、九嫔、二十七世妇、八十一御妻”，但只有一位王后。诸侯至士实行妻、媵（yìng）、妾制，按照等级的高低，拥有数量不等的多个固定伴侣，但只有一位“夫人”。周代制度明确规定：正妻只能有一个，否则就是严重违礼。

“媵妻制”在东周王朝的春秋时期在贵族中流行开来，即正妻出嫁时，要有其他女了陪嫁，这些陪嫁的女子就叫“媵”，地位仅次于正妻，高于一般的妾。由此可见，当代歌王王洛宾在新疆民歌“带着你的嫁妆、带着你的妹妹，赶着马车来”，是有深远的历史源缘的。

西周的婚姻制度中，禁止同姓结婚。春秋时期鲁国国君鲁昭公娶了一位吴国女子做夫人，遭到诸侯的耻笑。吴国和鲁国都姓姬，鲁昭公自己不好意思，就把夫人叫做吴孟子，避免称“姬”姓。周人认为，同一个姓氏的男女结婚，会带来种种遗传疾病，甚至影响家族的昌盛，因而严格禁止同姓通婚，这是有其科学性的。

在3000年前的周代婚姻制度已经非常完备，“一夫一妻”多媵妾的制度和“同姓不婚”的婚姻制度，更是社会的两个重大进步。周代婚姻制度影响了中国几千年，直至今天，特别是“奔者不禁”，可以说是当代婚姻自由的根源！